第619章 弗里尔的假期（一）
1918：红星闪耀德意志 作者:佚名
第619章 弗里尔的假期（一）
清晨六点，柏林东区的一栋工人住宅楼里，弗里尔·贝克斯被闹钟吵醒了。
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尔翻了个身，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
烟盒旁边放著一本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德文译本，建设出版社发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后是硝烟瀰漫的天空。
弗里尔拿起那本书摩挲著封面上士兵的轮廓，看了看昨晚夹书籤的那一页，又放了回去。
厂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发去海边旅游。
弗里尔今年三十四岁，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五级装配钳工。
五年工龄，八年党龄，三个孩子。
厂里的人提起弗里尔都说——他干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尔推门走进阳台，隔壁的舒尔茨大叔已经在他家的阳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尔，今天去海边？”
舒尔茨嘴里含著牙刷，含混不清地问。
“嗯。和库尔特他们一起去。”
“好时候啊。
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看看。
我儿子也在那边疗养，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舒尔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轻那会儿——別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怕丟了饭碗。
哪像现在，厂里主动催你休假，还给你报销路费。”
弗里尔笑了笑。
他和舒尔茨閒聊一阵一致后就出来回到自己屋里，妻子赫尔塔已经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理髮师，在区合作社理髮店上班。
赫尔塔正弯腰往袋子里塞孩子们的换洗衣服。
“你那条蓝格子的泳裤我已经塞进去了，在侧袋里。
还有你的刮鬍刀、哦对了，工会发的旅行券也塞你钱包里了，別弄丟了。”
“知道了。”
“孩子们的救生圈呢？”
“在阳台上晾著，干了我就去拿的，不会忘。”
赫尔塔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弗里尔，你倒是把你那本书装好啊？你不是说要在火车上看吗？”
弗里尔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书还没有塞进包里。
他走回臥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书翻开扉页——建设出版社的版权页上印著一行小字：
“本书首印二十万册。”
弗里尔想起了前几天在《红旗日报》上看到的新闻：
这本书在德国、苏联、法国、义大利等十七个国家同步发行，首日销量破百万。百万读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弗里尔不是爱读书的人。
上次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小说还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刚当上班长，在去维也纳开会的火车上翻完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这回不一样。
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爭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爭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爭。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內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著：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繫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歷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著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著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著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著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著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著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著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著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著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髮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髮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著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著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著。”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別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著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爭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著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餬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菸的抽菸，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討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將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著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著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著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掛著工农的標誌。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號，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著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著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的领章。
“同志，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尔·贝克尔。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
女同志翻著登记簿，手指滑过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楼307房间，这是钥匙。
晚餐是六点到七点半，在一楼食堂。
明天早上九点在大厅集合，有集体活动安排。”
“什么活动？”
“红色教育参观，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
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去海滩。
后天上午是体育比赛——”护士念著日程表，
“拔河、沙滩排球、游泳。您要是感兴趣可以报名。”
“拔河就算了，我这腰不太好。沙滩排球？还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钥匙递给他。
弗里尔走上三楼，推开307的门。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打在白色的床单上，远处大海的浪声，正一阵一阵地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