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高中三年
命运你我他 作者:佚名
第十四章 高中三年
1986年9月1日，周景熙背著那床旧被子，拎著一蛇皮袋行李，走进了镇中学的高中部。
说是高中部，其实和初中部就在同一个校园里，只是教室换了一排，从东头的平房搬到了西头的二层小楼。楼是红砖砌的，没有粉刷，裸露的砖缝里长著几簇野草，在风里摇摇晃晃的。楼梯的栏杆生了锈，扶手摸上去一手铁锈味，台阶的水泥面磨得坑坑洼洼，有些地方露出了底下的石子。
宿舍在操场的另一边，是一排比初中部还旧的平房。墙根的青砖泛著白色的硝，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下雨天会漏水。宿舍里面是大通铺，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铺盖挨著铺盖，转身都困难。周景熙把自己的铺盖铺在最靠墙的角落里，把蛇皮袋塞在枕头底下，算是安了家。
高中第一周，他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卯足了劲儿地转。早上五点半起床，借著走廊里昏黄的灯光背英语单词；上课的时候坐得笔直，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晚自习下了还赖在教室里不走，直到管门卫的老头拿著手电筒来赶人。王建军也考上了普高，跟他同班，看他这副拼命的架势，咋舌道：“景熙，你这是要考清华啊？”
周景熙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没有告诉王建军，他的目標不是清华，甚至不是任何一所具体的大学。他的目標很简单——不能再让父亲卖牛了。他要考上大学，要跳出农门，要把父亲卖掉的那头牛，连本带利地挣回来。
但这种打了鸡血的状態，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
九月底的一个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周景熙做完数学作业，百无聊赖地翻著课桌。他的手指碰到了一本软绵绵的东西，抽出来一看，是一本《故事会》——还是去年他藏起来的那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刘桂兰塞进了他的行李里。他愣了一下，翻开了第一页。
等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故事会》，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他刚才看了整整两个小时，连下课铃都没有听见。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像一只饿极了的野兽，扑在猎物上撕咬，贪婪地、不知饜足地吞食著每一个字。不是课本上的字，是故事里的字。那些字不是乾巴巴的、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它们是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有味道的。它们能把他从这间破旧的教室带走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有刀光剑影的江湖，一个有才子佳人的江南，一个有神仙鬼怪的异域。
从那天起，周景熙开始了他高中三年的“地下阅读生涯”。
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买书。不是买课本，不是买教辅，是买课外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民间故事、杂誌期刊，什么都看。镇上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都认识他了，每次看到他进门就笑：“又来买故事会？”他没有钱买新书，就去镇上的废品回收站淘，三分钱一斤，论斤买。那些被当成废纸卖掉的书，在他手里变成了宝贝。有些书缺了页，有些书被水泡过皱巴巴的，有些书的封面都磨没了，但他不在乎。只要还有字，他就能看。
白天上课的时候，他把课外书藏在课本底下，老师在讲台上讲方程式和语法结构，他在下面看金庸和古龙。老师叫他回答问题，他站起来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引来一阵鬨笑。他就红著脸坐下来，等老师的目光移开，又把头埋进课本底下。
晚上熄灯以后，他打著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手电筒的电池用完了，他就借著走廊里透进来的光看。走廊的灯太暗了，他就把书举到眼前，几乎贴著鼻子。王建军半夜醒来上厕所，看见他还在看，嘟囔了一句“你不要眼睛了”，翻个身又睡了。他的眼睛確实开始不行了，看远处的东西变得模糊，要眯著眼睛才能看清。但他不在乎，他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太多书要看，太多故事要读。
到了高二，他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不再满足於武侠小说和《故事会》，他开始读那些“正经”的文学作品。他从学校的图书室——其实就是一个堆满旧书的杂物间——翻出了很多宝贝。《红楼梦》《水滸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他一个学期就看完了。然后是《家》《春》《秋》，是《子夜》《骆驼祥子》《边城》，是《雷雨》《日出》《原野》。他像一只饿了一冬的狼，扑进羊群里，贪婪地吞咽著每一个字。
图书室的管理员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头，姓孙，戴著一副老花镜，说话慢吞吞的。他一开始对周景熙没什么印象，但后来这个瘦高的男生来得太频繁了，隔三差五就来借书，还书，再借书，孙老头终於忍不住了。
“同学，你哪个班的？”
“高二（二）班的，周景熙。”
“周景熙……”孙老头推了推老花镜，在借阅登记本上翻了翻，“你从上学期到现在，借了四十七本书。你都看完了？”
“看完了。”
孙老头抬起眼睛，透过老花镜的上沿看著他。那双眼睛浑浊但锐利，像一只老鹰。“你不做作业？不复习功课？”
周景熙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看过你的成绩单，”孙老头说，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全班三十八个学生，你排二十六。语文不错，数学勉强及格，英语……嘖。”
那个“嘖”字像一根针，扎在周景熙心上。他知道自己的成绩不好，但他不愿意去想。每次考试结束，看到成绩单上那些刺眼的分数，他就把头埋进书里，用故事里的世界来逃避现实的世界。书看完了，烦恼也暂时忘了，但下一次考试，分数还是那么难看。
“周景熙，”孙老头的声音忽然柔和了一些，“你喜欢读书，这没错。但你读的是高中，不是大学。你要先考上大学，才有资格读更多的书。你现在的成绩，连大专都悬。”
周景熙站在图书室的门口，手里攥著刚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孙老头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往往最难听。他想反驳，想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对於一个石桥村来的穷学生来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这句话太奢侈了。他没有资格说这种话。
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周景熙傻了眼。
语文：78分。数学：52分。英语：41分。物理：48分。化学：45分。总分：264分。全班第三十一名。年级排名就更不用提了，在二百多个学生里排到一百八十名开外。
他盯著成绩单，看了很久。他想起了三年前，他在镇中学的操场上挨饿受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再难也要撑下去”。那时候他有目標，有动力，有李觉的託付，有父亲的期望。但现在呢？他有什么？有一堆看过的閒书，有几个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作家梦”。
作家？他连高中都毕业不了，还当什么作家？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上晚自习。他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双槓上，看著黑沉沉的天空发呆。天上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像撒在墨盘上的几粒米。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风从煤渣跑道上刮过来，带著一股呛人的灰尘味。
他想起了周日乐说过的话——“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你还在起点，你还有无数的可能。”现在他离终点还有一年，但他的可能正在一个一个地消失。数学不及格，英语不及格，物理不及格，化学不及格——除了语文，他什么都没有。
他想起了蒋琪。蒋琪在县一中，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十。老师说她能考上重点大学。他想起了周起琼。周起琼在卫校，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还拿了奖学金。他想起了周日乐。周日乐在师范，听说还是班长，毕业就能分到好学校。
而他呢？他在镇上的普高里，看著閒书，做著作家梦，成绩一年比一年差。他还是那个石桥村的周景熙，还是那个穿著补丁衣服、每顿吃咸菜汤的穷学生。但跟三年前不同的是，他连那份拼劲都没有了。
“周景熙。”
他回过头，看见班主任李老师站在身后。李老师教语文，三十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文縐縐的。他是周景熙在这个学校里最喜欢的老师，不是因为他对周景熙特別照顾，而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总能让他忘记现实里的烦恼。
“李老师。”周景熙从双槓上跳下来。
“不去上自习？”李老师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让人无法逃避的力量。
“我……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李老师没有追问，在他旁边的双槓上坐下来。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风从他们中间穿过，带著夏天的燥热和操场上煤渣的苦涩味。
“成绩出来了？”李老师问。
“嗯。”
“考得不好？”
“不好。”
李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周景熙，你的作文写得很好。全年级没有几个学生能写出你那样的文章。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考不好吗？”
周景熙摇了摇头。
“因为你只读你喜欢的书，不读你需要的书。”李老师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你喜欢文学，这很好。但高考不考金庸，不考古龙，也不考《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考考的是数学公式、英语单词、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这些东西你不喜欢，所以你就不学。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连高考都过不了，你拿什么去读文学？”
周景熙低著头，不说话。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老师的声音低了一些，“我高中的时候，也想过当作家。”
周景熙抬起头，惊讶地看著他。
“我跟你一样，喜欢读閒书，不喜欢做题目。语文每次都是年级第一，数学经常不及格。我高三那年，语文考了全县最高分，数学考了四十分。差一点没考上大学。”
“后来呢？”
“后来我復读了一年。那一年我把所有看閒书的时间都用来做数学题，做了一整年，做到看见数字就想吐。第二年数学考了七十八分，总算上了线。”
李老师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过来人的苦涩。“周景熙，我不是不让你看閒书。我是让你分清楚主次。你现在是高中生，不是作家。你的任务是考上大学，不是写小说。等考上了大学，你有的是时间看閒书、写文章。但如果你考不上，你就只能回石桥村种地。到时候你连买书的钱都没有，还当什么作家？”
这些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周景熙头上。不是那种让人愤怒的冷水，是那种让人清醒的冷水。他知道李老师说得对——他一直在逃避，用故事里的世界来逃避现实的世界。书看完了，烦恼暂时忘了，但问题还在那里，一样都没有解决。
“李老师，”他说，“我知道了。”
“知道了不够，”李老师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要做到。”
李老师走了，脚步声在操场上渐渐远去。周景熙一个人坐在双槓上，看著黑沉沉的天空。天上有几颗星星，比刚才多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米。他想起了父亲说的话——“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地上一个人的命。”他的命，是暗的还是亮的？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命会一直暗下去，暗到看不见。
他从双槓上跳下来，走回教室。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在埋头做题。他坐下来，从课桌里把那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拿出来，翻到夹著书籤的那一页。他看了几行，又合上了。犹豫了一下，他把书塞进课桌最里面，然后拿出数学课本，翻到函数那一章。
函数。他討厌函数。那些x和y像两条扭来扭去的蛇，他怎么都抓不住。但他咬著牙看了下去，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做错了就重来，重来了还错就翻答案，看懂了再自己做一遍。一道题做了四遍，第五遍总算做对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一个在水下憋了很久的人终於浮上了水面。
那天晚上，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段话：
“高二期末考了264分，全班第三十一名。李老师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连大专都悬。他说得对。我一直在逃避，用看閒书来逃避现实。但逃避没有用，问题还在那里。数学还是不及格，英语还是不及格，物理化学还是不及格。高三只有一年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从今天起，少看閒书，多做题目。先考上大学再说。等考上了大学，有的是时间看书。但如果考不上，一切都完了。”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从明天起，每天少看一个小时閒书，多做一个小时数学题。不是不看，是少看。他做不到完全不看，就像一个人戒不掉烟一样，但他至少可以少抽一点。
高三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周景熙没有再像高一那样打鸡血，也没有再像高二那样放纵自己。他只是每天多做一点，多看一点，多背一点。数学从最基础的开始补，英语单词从初中的开始背，物理化学的公式一条一条地记，记不住就写，写到手酸。
他的成绩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爬。从三十一名到二十八名，从二十八名到二十五名，从二十五名到二十名。进步很慢，像蜗牛爬墙，但他没有停下来。
閒书他还是看，只是看得少了。以前一天看一本，现在一周看一本。以前上课偷看，现在只在周末看。以前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现在坐在图书室里光明正大地看。孙老头每次看到他来借书，都要嘮叨几句：“少看点，多做点题！”他也不恼，笑嘻嘻地应一声“知道了”，把书塞进书包里。
高三下学期的一个周末，他在图书室里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是路遥的《人生》。书很旧了，封面都磨白了，边角卷了起来，但里面的字还清清楚楚。他坐在图书室的角落里，一口气看完了。
看完之后，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人生》写的是一个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故事。高加林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又被人顶替了，只能下地干活。他不甘心，想方设法地往城里跑，最后又被赶回了农村。故事的结尾，高加林蹲在村口的地里，把手塞进泥土里，哭了。
周景熙合上书，看著封面上的两个字——“人生”。这两个字他认识了很多年，但今天第一次觉得它们有了重量。高加林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有什么不同？都是农村孩子，都想跳出农门，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高加林失败了，他呢？他能成功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像高加林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別人身上。他的路，要自己走。考不上大学，就回村里种地，就像高加林一样。但如果考上了呢？如果考上了，他就能走出石桥村，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去，去看更多的书，去写更多的故事。
他把书放回书架上，走出图书室。春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带著花香和泥土的气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高三最后的衝刺阶段，他把所有的閒书都锁进了课桌里，把钥匙交给了王建军。“高考之前別给我。”
王建军接过钥匙，看了他一眼。“你確定？”
“確定。”
“那你用什么放鬆？”
“做题。做题就是放鬆。”
王建军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行，我帮你看著。等你考完了，我请你喝酒。”
高考前一周，他把所有的课本和笔记翻了一遍，把重点和易错点一条一条地记在本子上。煤油灯下，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手指被笔磨出了茧子，但他不敢停。他知道，这一停，可能就是一辈子。
高考前一天晚上，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爸、妈，明天就要高考了。我会尽力的。不管考得好不好，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尽了全力。这些年，你们辛苦了。等我考完了，就回来帮你们干活。——景熙”
他把信塞进信封里，贴上邮票，放在枕头底下，等明天一早寄出去。然后他吹灭灯，躺到床上。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紧皱的眉头上。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把自己背过的公式和单词过了一遍。有些记得清楚，有些模模糊糊的，像隔著一层雾。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明天就要上考场了。三年，一千多个日夜，煤油灯下的苦读，废品回收站里论斤买来的书，孙老头的嘮叨，李老师的忠告，父亲卖掉的那头牛，母亲手上的裂口，李觉说的“替我读下去”——所有这些，都要在明天的几张试卷上见分晓。
他在黑暗中睁著眼睛，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但他记得很清楚：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明天，就是那几步。